好的，这是去掉任何潜在HTML标签后的纯文字内容： 澎湃思想周报｜哥伦比亚税改引抗议；石油时代的“最后之人”

哥伦比亚示威：挑战不平等与激化社会分裂

原定由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合办的2021年美洲杯足球赛在5月21日出现变故：哥伦比亚不再承担本届赛事的东道主职责。这一体育新闻背后反映的局势却颇为复杂，哥伦比亚丧失主办权不仅源于该国最新一波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更由于自4月下旬以来，伴随疫情同步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正加剧整个国家的动荡。

自4月28日总统杜克（Iván Duque）宣布将推行新财政改革法案，计划增税并缩减政府开支后，哥伦比亚民众的愤怒情绪迅速被引燃。到了5月3日，杜克总统宣布撤销原先的改革计划，承诺将重新拟定一份基于“政治共识”的草案；财政部长也为此提交辞呈。然而，这些举动并未平息民众走上街头的抗议浪潮，反而因杜克随后的强硬表态以及警方应对大规模示威时的暴力行为，激化了更深层的社会矛盾。

2021年5月6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当地民众持续举行街头示威。

哥伦比亚上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发生在9年前，此后该国人口持续增长，但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此外，尽管政府与反政府游击武装达成了和平协议，但有组织犯罪率却开始上升；对外还需应对因本国长期内部危机而大量涌入的委内瑞拉难民——据称难民人数高达180万。经历这些挑战后，全球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无疑令哥伦比亚的政治局势更加艰难：该国公共卫生系统承受重压，去年已实施居家令，这对贫困人口乃至普通家庭的生计构成巨大考验。疫情期间，该国累计确诊超过270万人，死亡病例逾7.5万例。

推出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可能是哥伦比亚政府为竭力维持国家财政平衡与国际信用评级而采取的措施，但由此引发的抗议或许是当局未曾预料的。在4月底至5月初的示威中，全国出现大规模罢工，众多货车司机拒绝工作，导致许多必需物资无法及时运送。从政府方面的表态来看，他们有意淡化初期冲突的严重性，并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城市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在首都波哥大、主要城市如麦德林以及冲突最激烈的卡利，大量公共设施遭到破坏；截至5月3日，抗议活动已导致19人死亡、800多人受伤。哥伦比亚当局也多次强调抗议对正在蔓延的新一波疫情的影响，国防部表示将增派人员，确保抗疫物资及时送达。

但截至目前，哥伦比亚的抗议仍未平息。全国示威已持续近一个月，除了罢工之外，罢课的学生团体也加入其中，并与工会等组织一同要求与政府进行对话。这些参与抗议的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并不满足于总统撤回新税改方案，而是要求当局提出更深入的改革计划，解决长期困扰该国的不平等问题，同时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犯罪——后者也是杜克在应对此次抗议时归咎的主要对象。抗议持续蔓延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警方在处理示威者时采取的一系列暴力镇压手段，前总统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已公开发声，要求杜克就警方暴力问题承担应有责任。

半岛新闻网引用不少观察人士的观点指出，哥伦比亚此次全国性抗议源于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和暴力犯罪，这两者在疫情期间双双恶化。另一方面，疫情也在持续冲击该国社会与医疗体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随着警方暴力在此次抗议中浮现，预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将进一步加深。

然而，除了抗议者与警方之间的激烈冲突外，哥伦比亚这场全国性危机也暴露并加剧了另一层面的社会不公，即该国的“阶级”问题。根据《卫报》的一篇报道，哥伦比亚社会长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秩序，这种秩序在城乡差距以及土著和非裔族群被忽视的现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表面上，反对社会不公和暴力犯罪对当地土著居民同样是核心议题，这也是为什么有一定数量的土著人加入了和平示威，但所谓的“市民”（citizen）与“土著人”（indigenous）之间的长期差距也在持续不断的抗议中被放大。

在卡利，罢工人员封锁交通，并推动游行队伍向一个富人区行进，但在富人聚居区附近，他们遇到了另一批武装平民设置的路障，随后据称来自富人区的武装民众向游行者开枪。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哥伦比亚抗议活动中并不罕见。随着当局将矛头对准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包括此前活跃于该国（尤其是乡村地区）的激进左翼游击武装，民众之间特别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被有意淡化，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也因此未能得到有效制止，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无论在种族、政治利益还是基于过往公共安全问题的考量上，都被视为非“市民”。

一位在卡利当地大学工作的教师（Carlos González）认为，当局并未意识到如今这批抗议者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而非农村的游击武装。另一方面，接受采访的哥伦比亚富裕阶层则将警察视为他们及其国家的保护者，这也反映出该国当前社会矛盾与认知偏差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土著居民被污名化甚至遭受种族歧视并非新鲜事。至今，哥伦比亚的土著人仍常被指控为贩毒集团工作或参与农村游击武装，这也使得该国的社会分层愈加明显。尽管土著人与城市中产阶级有着类似的政治诉求，即反对社会不公和有组织犯罪，但这些议题即便得到当局重视并得以解决，土著人也未必能从中受益。

当前的哥伦比亚似乎陷入了一个嵌套的恶性循环：除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社会问题外，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公和暴力犯罪，而示威抗议又反过来延缓了当局应对最新一波疫情的进度。5月20日，哥伦比亚的邻国之一巴拿马已宣布将暂时关闭两国边境，以防哥伦比亚的疫情蔓延至境内。此前哥伦比亚曾宣布重启边境及两国间的航运，但近期恶化的疫情令巴拿马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如今哥伦比亚当局面临的疫情仍在爆发，而他们所指责的有组织犯罪正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撕裂社会，杜克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提出的或许远不止一套基于共识的财税改革方案，还需要更多有说服力的措施——哪怕是设想——以安抚民众和一个长期遭受不公与暴力摧残的社会。

参考文献

“哥伦比亚抗议致19人死亡、800多人受伤，罢工持续”. The City Paper Bogota: http://thecitypaperbogota.com/news/colombia-protests-leave-19-dead-more-than-800-injured-as-strike-continues/27340

“哥伦比亚大规模示威‘反映深刻的全国性危机’”.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colombia-mass-demonstrations-reflect-a-deep-national-crisis

“哥伦比亚的阶级战争在卡利街头升温”.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may/19/colombia-class-war-cali

“哥伦比亚：土著抗议者引发争议与暴力”.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colombia-controversy-and-violence-greet-indigenous-protesters/a-57588268

“巴拿马称将因COVID-19风险暂时关闭与哥伦比亚的边境”. Reuters: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panama-says-will-temporarily-close-border-with-colombia-over-covid-19-risk-2021-05-20/

石油黄昏时期的沙特阿美

5月初，自由记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Sebastian Castelier）在独立网站东方二十一（Orient XXI）发表题为“沙特阿美：石油时代的末代巨擘”的评论文章，剖析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如何从全球经济逐步脱碳的过程中持续获利，力图使沙特成为石油黄昏时代的引领者之一。

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卡斯特利耶从去年9月空客公司发布的三款概念机型切入。新冠疫情给民用航空业带来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促使空客启动名为ZEROe的未来计划：在2035年部署首架“零排放”飞机。这家欧洲公司在宣传视频中展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氢动力飞机，其中包括可搭载200名乘客的翼身融合设计机型。技术进步为航空公司降低碳足迹带来了希望，但“绿色氢”（通过可持续能源供电电解水分子制取）仍被认为成本过高，缺乏商业可行性。

对于航运、采矿、钢铁、塑料和水泥等尤其难以脱碳的行业而言，石油仍然必不可少。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可能仍介于3000万至9500万桶之间。BP承诺到2030年将其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削减40%。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预计，到2045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1.09亿桶。

作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从全球经济缓慢脱碳的过程中看到了继续从石油中获益的机遇：“我们认识到，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对于更快速、更平稳的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现实是，这需要时间，因为在许多地区石油替代品仍然有限。”这段声明由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Amin Nasser）于2021年3月发表。这家被视为沙特阿拉伯经济命脉的石油巨头，供应全球十分之一的原油产量，并期望在未来50年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沙特阿美能够开采相对接近地表的石油储量，这一优势使其生产成本全球最低，仅为俄罗斯的一半，比美国页岩油成本低近三倍。过去几十年航运成本的下降增强了其竞争力，确保了利雅得在损害环境的情况下出口“低成本”原油的能力。石油生产占全球海洋贸易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分析了沙特阿美宣扬的“清洁污染”概念。沙特阿美强调其生产的石油是全球第二“清洁”的，仅次于丹麦，因此有理由主张其在石油时代末期扮演关键角色。这种“低碳”说辞基于一项由沙特阿美共同资助、2018年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涵盖全球产量98%的90个国家8966个活跃油田的排放数据。文章结论指出，每桶沙特汽油在开采、处理和运输至炼油厂的过程中排放27公斤二氧化碳，为全球第二低。因此，该公司声称，到本世纪末，使用低碳原油有望减少至少180亿吨碳排放。但与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量相比，这一数字微乎其微：自2000年以来，碳排放量已接近600亿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的能源专家吉姆·克兰（Jim Krane）认为：“沙特阿美希望公布这些数据是可以理解的。这有助于塑造其良好形象，并使其能够宣称，使用沙特石油的碳排放低于使用其他任何地区的石油。”

通过隐藏在“矮子中拔高个”的论述背后，沙特阿美回避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问题。研究现代社会系统脆弱性、能源环境约束及恢复策略的专家亚瑟·凯勒（Arthur Keller）指出：“坚持走到石油工业文明尽头的‘末代巨擘’策略是一种异端。我们正在突破地球极限，正在玩火。现在必须关注核心问题，即我们星球的可居住性……考虑到气候崩溃可能给该地区带来的损失，海湾国家自私而固执的牟利行为更令人震惊，因为该地区将承受全部后果。”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可能在2070年后部分地区变得不适合居住，尤其是在夏季。

卡斯特利耶接着分析道，在全球减产的背景下，沙特阿美却在扩张。

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及化石燃料投资影响的智库“碳追踪者”（Carbon Tracker）称，为达成巴黎协定目标——尤其是将本世纪末温升控制在1.5℃以内（相较于工业化前水平），从现在到2040年，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主要石油天然气公司必须减产三分之一。

自1965年以来，沙特阿美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污染源，其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4.8%。反其道而行，该公司希望将石油日产量增至2.13亿桶，即比2020年4月创下的纪录高出100万桶。其目标是抢占西方竞争对手因舆论压力而让出的市场份额。除非其决策者决定效仿美国西方石油（Occidental Petroleum）的做法——后者于1月宣布向印度出口200万桶100%碳中和石油，这是全球首次，但这一华而不实的声明实际上掩盖了通过购买碳信用额抵消排放100万吨碳的事实。这种做法受到批评，不仅因补偿方法缺乏透明度，还因其助长了“更清洁污染”的观念。

亚瑟·凯勒认为，沙特阿拉伯是少数几个拥有“极强杠杆”能力、能够引导国际对话朝向深刻转变经济体系和生活方式方向的国家。“理想情况下——但这需要的意识形态信念极高，近乎白日梦——石油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