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赛事正酣，足球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然而，备受瞩目的焦点在于拉美队伍正将世界杯转变为美洲的盛会。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以0:2负于前殖民地智利后，成为本届赛事最先告别舞台的球队。有网友调侃道：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美强势统治了四百余年；而这次，西班牙队仅停留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美人在足球场上的恩怨情仇，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是因为他用优美文笔回顾了这项美丽运动——《足球往事》，更因这位著名左派战士以笔为矛，撰写了轰动全球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檄文将五百年间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大地残酷的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裕；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发达。这部文笔犀利的经典之作成为出版界的“长青树”，也被视为拉美左派的“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派知识分子代表似乎有些“转变”了。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年前的著作流露出反思之意。他坦言：“我曾想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缺乏必要的学识储备。”如今，“现实已发生巨变，我也改变了许多。”那本书“属于过去的时代”，“我无法再阅读它，否则会感到不适。那种传统左派的笔调如今让我觉得沉重，难以承受。”相反，多元化似乎成为他的新理念。“现实的复杂性正源于人类处境的多样性。至今仍有人视多样性为威胁，但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境况已变。20世纪末至今的东亚繁荣为加莱亚诺的信念提供了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商品繁荣带来的“增长十年”或许更让他感受到坚守旧观念的沉重。事实上，相比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巴西、智利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验赢得了更多支持，也让他更愿表示赞许。这种转变或许源于四十三年前他已敏锐地预见到，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技术女神不讲西班牙语”的状况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改变。

        改变的不仅是加莱亚诺本人，拉美民众也开始淡忘历史。证据显示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惊人热情，对前殖民主义造成的伤痛给予了较大宽容。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毕竟在思潮纷杂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流。如今，两大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与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大多数受访者（超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持正面态度。同时，2002年与2010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对8个拉美国家的民众访问后发现，在关于“外国大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正面的。调查还指出，在拉美，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欢迎：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马杜罗总统的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重现，或许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激情从感叹号转向问号。这些曾更多强调外部威胁的论述或许不得不进行内省，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起决定作用的内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与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么意味深长的地点！）探讨两个美洲的发达与欠发达问题。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和自然环境被归为“无法解释差距的因素”，因其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已被否定。不过，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常被视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阻碍。但吊诡的是，在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也更深刻。“在拉美，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了其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不仅是产权、法治以及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因素，福山也强调政策与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后果，而政治制度却难以改变。同样，持续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也导致拉美欠发达，但这恰是制度的结果，因其制度安排仅顾及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与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实现“欠发达转型”的国家，即由发达状态重新滑落至欠发达。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兹曾说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欠发达转型”受民众主义诱惑的影响。1930年后，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漩涡难以自拔。此后大部分时期，庇隆主义主导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旧。尽管如此，作为鼓吹大众动员对抗现有秩序的一种政治哲学，民众主义从未消退。4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成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组建一家国家思想工厂”。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非最受诱惑的国家。历经十年增长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仅关乎商品，而与技术、创新、效率无关，进步似乎在此仅短暂停留，缓慢增长或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4.2%，而南共市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仅为0.6%。有传言称，巴西正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变得像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