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班：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坛标志性人物博班重返老东家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其间，他接受了《卫报》的独家访谈，分享了他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他对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午后轻雾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令这座造型充满戏剧性的建筑陡峭线条更添庄严。在对面一栋大楼里，博班向记者们讲述他回归的原因。他与来访者坐在俱乐部食堂的一角，品尝着墨鱼汁烩饭。食堂另一侧，正是这位来自达尔马提亚的年轻人早年住宿之处，当年他在这家俱乐部的青训体系中逐步成长。“从感情上讲，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博班注视着眼前熟悉的场景，回忆道，“如果不回到这里，我还能去哪里？”

他的足球旅程早已遍及各地。在足球管理领域，博班每一段任职时间虽短却都引人注目。若不是过去十年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担任重要职位时的积极发声，足球运动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他从欧足联高调离职后，外界总以为这位有思想、讲原则的人物仍会登上更广阔的舞台。然而实际情况是，他的世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既变得专注又更为开阔：在苏黎世与尼翁担任职务时所享有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虽已消失，但没有什么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野之中，直面接连不断的关注与质疑。

当天的报纸便是明证，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杯中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尖锐的批评铺满了版面。“人们常说耶稣是位好人，”他淡然表示，“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吗？但他们依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逃避日常生活中类似的‘十字架’呢？”

这话颇具博班的特色。六个月前，他高调回归，最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俱乐部主席。他决心重塑这家母队——他19岁就担任队长，34年前离开这里前往米兰效力。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阴影中的俱乐部重现活力。而迎接这一挑战，他未收取任何报酬。

“我一生都在说，我热爱迪纳摩，热爱这里的人们，热爱这座城市，热爱我的祖国，”他语气坚决，“那么当他们邀请我回来时，我能说‘不，我已经57岁，只想坐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吗？如果我拒绝，那就违背了我一生所信奉的价值观。”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阐述了他的愿景，也不回避那些需要厘清的难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当时他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已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正案极不恰当，该修正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届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直接表示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期的博班随AC米兰赢得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冠军，退役后涉足政治领域，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受阻的声音。回看这段经历，他是否有遗憾？

“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这一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自那以后，两人再未联系。“那几年我们关系很好，与他的家人也相处愉快。但我做了我认为必须做的事，并清楚表明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的道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绝不后悔。这件事我反复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般冲动，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小孩那样任性。我仔细斟酌，给自己时间思考，也留出时间让他人消化。每个人都需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一样。”他坦言，若不是那次分歧，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而言是不真实的。正如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因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辞职一样。

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将如何应对当前局面？2016年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表示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曾经“惶恐迷茫、失去方向的机构”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定捍卫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支持——他正是该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博班认为，许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完全不同，”他说道，随后列出一系列数据，将VAR介入导致的时间消耗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掷界外球时间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他必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利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借此“主导”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举动，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如此评价前任上司的行为，“我简直无法直视。我很惊讶他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过于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治人物和此类事务。”

“起初并非如此。我们所有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一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此努力。但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未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自身和国际足联造成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成为政治组织，可他正将其推向这一方向，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这不能否定他之前所做的所有好事，这并非因为我曾与他共事。可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诞之作’让所有问题暴露无遗。我为此感到惋惜：为国际足联惋惜，为他惋惜，也为足球惋惜。”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于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此次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养出众多克罗地亚球员的激情与热忱相结合。

“我们希望打造欧洲顶尖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信心满满，“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于季前赛从巴塞罗那加盟。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成长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不久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触动，但这样的思路，真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拉大的足坛中立足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许多核心人士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讨论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场次从10场减少到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小组制，淘汰赛若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及当前的世俱杯赛制，他忍不住提出批评：“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烈讨论这些话题，其中包括他眼中的“另一致命因素”——加时赛。这不禁让人担心，这位曾能影响足球运动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仍拥有不少支持者。他难道不会再次考虑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将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

此时，薄雾已完全笼罩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暴力冲突，博班飞踹警察，从此成为民族英雄。与某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克罗地亚抵抗运动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时刻，并非关乎我个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他收到国际足联邀请之前，博班就已获得历史学学位，从事过记者工作，并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深入研究历史吧，”他说道。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穿上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尝试与U17的球员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道，“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